關於last generation的思想實驗。

Peter Singer在紐約時報的哲學期刊討論到Last Generation，其中提到幾個關於未來的人類的概念。在分配正義的討論中，效益主義理論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關於未來世代的考慮。在Singer的文章中，提供了幾個哲學家的想法：
首先，我們在考慮要不要繁衍後代時，會考量到如果要繁衍後代，會不會使得他的人生前景在追求幸福與快樂的生活時，比起其他的後代更為匱乏？如果會的話，我們傾向認為這樣的作法是使得他人蒙受不屬於他的損失；然而在這樣的考量下，我們卻不會去考量什麼樣的環境能夠給我們理由，讓下一代可以誕生到這個世界中。如果考量到後者時，許多哲學家認為，實際上我們無法提供給後代一個足夠好的生活，讓下一代誕生到這個世界中。
首先叔本華認為，人類的生活持續在短暫的滿足，以及為了難以被滿足的欲望而努力的循環中，因此人生中沒有真正的快樂，也因此，將下一代代到這個社會之中，是道德上無法證成的。
這種想法也被之後的哲學家支持，Benatar認為，我們會認為，即使某個行為能帶來更多的後代，為了這個行為，而去傷害少數無辜的後代的話是道德上錯的。然而如果將後代帶到這個社會之中，一定會傷害到某些無辜的後代，而沒有利益到任何其他人。同時他也支持叔本華的想法，認為人生當中的滿足只是短暫的，馬上會被新的欲望所取代，而短暫的滿足並沒辦法強過長期的負面生活。因此如果我們覺得我們生活是還ok的，那只是因為我們被某種盲目的樂觀主義假象所蒙蔽了。雖然這樣的結果對演化有利，讓我們的祖先願意繼續繁衍後代，然而如果我們客觀看待我們的生活時，我們也會認為這樣的生活真是糟透了，並且同意不該繼續繁衍後代。

Singer提供了一個思想實驗，支持不繼續繁衍後代的理由：許多人因為世界上的各種危機，如糧食短缺、人口爆炸以及氣候變遷，而改變自己的生活形態，選擇不再出遠門、改吃素、減少自己的碳足跡，花時間做回收等等。這些行為都是建立在人類消耗當下的資源，會帶給無辜後代傷害的罪惡感之上。然而，如果全人類都決定不繼續繁衍後代時，那麼人們對於原本的生活模式就不需要有任何的愧疚感了！也因此，現在這一代的人們的福祉也因此而提升，因為不需要再去考量後代的福祉會不會受到傷害，許多行為也就變的是道德上允許的了！甚至我們可以設想，假設要選擇一個有人類存在的社會，或是一個沒有人類存在的社會，何者是人們更應該選擇時，後者變的更為可欲，因為選擇後者，並不會傷害任何人的權利，到那時已經沒有任何人的權利會被傷害了！

battle:la

因為我是科幻片的迷，每年都會花一點時間查明年會上映的科幻片。以2011年來說，Green Lantern, Thor, Super 8, Sucker Punch, Space Cowboy等等都已經排進想看的片單中了。其中Battle: LA讓我多想了一些事情。

其實過去外星人殺地球人的電影很多，而且都是帶著壓倒性的科技入侵地球，最後被奇蹟式的逆轉勝。然而在這部電影的預告片中完全看不出來最後人類要怎麼逆轉勝。(其實我也可以接受，如果最後外星人就成功統治地球人的情節。)有人形容這部片像是ID4加上黑鷹計畫，不過我覺得這部片從預告片的拍攝風格看起來也很像是District 9，只不過在District 9的外星人整個一副虎落平陽被人欺(誤)的感覺，在Battle:LA的外星人整個發狠大秀科技，讓地球軍隊完全吃鱉的感覺就像是Spielberg的war of the world。(希望最後不要是外星人因為感冒而大敗就好。)

內容大致上是從一個真實的歷史事件引發，1942年的時候美國還在打第二次世界大戰，當珍珠港事件發生之後的某天，突然在雷達上偵測到大規模的飛行器入侵，於是美國就下令防空砲開始射擊。在一晚發射幾千枚砲彈之後，卻只找到砲彈，而沒有任何飛行器的殘骸。而故事就是從2011年的現代開始，全世界的城市似乎都被外星人清得一乾二淨，只剩下洛杉磯這個城市(如果是日本人拍，大概全世界就是被炸到只剩下東京吧)。

在還沒有看過整部片的劇情之前，要給出什麼實質的影評實在不切實際，不過我想有幾個從預告片中得到的心得－雖然不一定和電影有關－可以拿出來討論：

1.一部人類做為入侵外星人為題材的電影應該會很有趣。整部電影最主要的特色應該會是想像當人類的文明發展到一個程度－甚至比現在還高出許多時－那個時候的殖民會是什麼樣子？我們那個時候會不會認為殖民是對的？如果會，會是基於更複雜的理由嗎？會不會有可能出現更好的倫理學家，為人類入侵別的星球給出很好的論證做辯護？

2.另一個想法是，Hawking曾經警告，如果發現外星人，最好閃得越遠越好，因為外星人的科技遠勝於人類，如果人類遇到外星人，情況大概就會是過去南美洲被西班牙人發現時的情況，肯定不是什麼好事。這讓我想到，如果外星人要入侵地球會是什麼情況？他們或許有大規模的殺傷性武器，或是有科技可以迅速改變星球上的生態，變成適合外星人生存的生態。如果是這樣的話，那麼外星人會需要到地球上，和人類進行遭遇戰嗎？這是我看預告片的問題，當然，它們也可能沒有那麼厲害的科技。我只是想說會不會也有可能就是想要把太空船上的彈藥打光，這樣更會把外星人塑造成邪惡的反派。

之前和小朋友討論到的問題。

整理電腦時發現的筆記，已經忘了是什麼時候和小朋友討論到的了，我猜是實習的時候。

上課和小朋友討論到：
喜歡吃一樣東西，需不需要已經吃過這樣東西了？如果喜歡吃一樣東西需要吃過這樣東西的經驗，那麼不喜歡吃某樣東西需不需要吃過這樣東西的經驗？可能的答案是說，雖然我沒有吃過這樣東西的經驗，但是我有別的經驗或資料，讓我可以預料我可能會不會喜歡這樣東西的味道。或是當我說我喜歡的時候，其實我是在表達類似喜歡的某種情感，事實上對於這個東西我想要表達的是我想要這個東西的慾望。

Vim和Latex

之前在讀別人部落格時，有時會發現對於office的抱怨。這些抱怨主要是針對word編輯時看到的就是完成時的版面的特色。一開始，我會覺得這樣的特色應該是個優點，為什麼會成為抱怨的因素之一就成為我的問題。後來認識了所謂的latex，以及相關的編輯排版軟體，發現這些軟體是學術工作者常用的編輯工具。Kiki在課堂上對這套編輯方式大力推崇，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，編輯的過程和排版是分開的，編輯時，文章的版面和完成時一定截然不同，因此編輯者必須對文章的結構有所掌握。如此一來，在寫作時，就必須要思考文章的架構：每段的論點彼此如何關聯，在完成時會是怎樣呈現的。這看起來只是在排版時對於閱讀時的考量，然而這確實影響了寫作時的思慮；在過去使用word時，可能打到哪就寫到哪，甚至不知道之前自己究竟寫了什麼。現在在寫作時，寫作的過程會是每個區域慢慢組合在一起，最後形成一篇文章。
我使用的編輯器是Vim加上Xelatex，在一開始學習這兩個東西時，我遇到了許多學習上的困難，包括Vim的操作建立在許多的熱鍵上，目的是為了方便使用；設定則是依賴一個檔案的編輯，提供給使用者很高自由度的使用。然而相對學習門檻也非常高。我的使用上是只用最簡單的部分，所以剩下的功能完全不熟。至於Latex的使用，在中文排版上卡了很久一段時間，後來才知道要匯入字型就是一番功夫，直到後來學會XeLatex之後，只要呼叫適當的package就能夠使用系統中已有的字型，還有一些中文編輯上的相關事項，總算在這學期最後一次的科哲報告，成功用latex完成了handout。在接下來的宜蘭哲學堂，我也使用了Latex完成了講義。
習慣Vim之後，雖然還有很多功能不知道如何使用，但已經感受到Vim在編輯上的便利了。而且因為編輯與排版工作的區分，所以在寫完報告後，排版時的成就感比起之前在word中編輯時，還會遇到格式亂跑的問題時的困擾好的太多了。雖然這學期還是跌跌撞撞，至少已經讓Vim和Latex加入我的學習生涯了。我想這樣的編輯方式，一個很明顯的好處是，編輯的區域很單純，所以可以一邊在電腦上看文章，一邊一直打，打起來會比在word上操作快；而排版的時候，又會強迫你必須要再重新讀過一次你寫過的東西，挑出很多第一次打時沒有發現，或是被忽略的問題。不論是論點的缺陷，或是編輯時的失誤，都能夠在排版時挑出一大半。
接下來，我想可以開始挑戰用Latex製作簡報檔了。
我沒有在這篇文章中介紹我學習的過程以及學習Vim和Latex的資源，因為這只是我在寫報告時突然想到的感想。之後我會再把參考的相關資源放到上面來。

政治態度

很久之前我曾經認為，政黨代表某一種對於社會制度，以及政府掌握主權時的一組概念觀，根據這組概念觀決定出社會與國家發展的藍圖。每個人會基於不同的價值觀選擇相近的政黨，並且對相對的政黨表達質疑與反對的意見。當然，這些意見有時候會流於情緒，其實有時候我覺得這些內容滿有趣的。到後來，我慢慢覺得，選擇政黨似乎和選擇當某項運動的球迷，支持某個球隊好像沒什麼差別，同樣的情緒在其中，批評的對象類型、批評內容的類型，感覺上也都滿相近的，加上兩者要讓人們發揮影響力在其中的空間好像也很少，除了微薄的實際參與之外，好像很難真的涉足其中，確實改變某些實質的內容。這只是我個人的淺見，但我真的覺得，如果政治參與的態度是這樣，那政治參與的價值似乎失去許多，看起來我們似乎失去了許多民主政治最有價值的內容。
這是我最近在讀民主相關的文獻時的心得，過去許多哲學家反對民主制度，最有名的莫過於柏拉圖。我們要相信民主制度比起其他更多社會制度來的更有價值，絕對不是只有帶著選舉公報去投票而已。

平安夜事件

在平安夜，發生有人開車刻意阻擋救護車的情形，引起社會眾怒。事實上這件事情的道德問題似乎沒什麼爭議，救護車上有極需醫療救護的病患，禮讓救護車的道德份量比起個人的駕車自由肯定大上許多。因為車牌隨著這個惡劣的舉動被錄影下來，加上網路資訊的流通，民眾很快可以找到車主與相關的資料，大家也是把這件事情罵的要死。把這個人從職業、生活、家庭背景等等，從頭到尾批了一遍。甚至連政論節目都把這件事情拿出來討論，順便把Call in進來的肇事者父親也教訓一遍。
說實在話，第一，我覺得這件事情固然很嚴重，反映了某種社會風氣，但是就跟之前任何引發眾人強烈情緒的事件一樣，在這件事情能夠影響我們的社會結構之前，特別是－我認為是最實質的－立法保護救護車與消防車在緊急情況下的行車權外，目前討論這件事情的方式，我覺得一點重要性都沒有。討論台大的博士也會不遵守道德規範做出這種惡意舉動？討論這個家庭從過去就一直溺愛兒子，以至於兒子的性格扭曲？更別提滿天飛舞的謾罵了。比起這些，更值得討論的是，為什麼這個社會會出現這種情形，讓人會做出這樣的舉動？如果要避免這樣的事件而修法，大家會支持這樣的法案通過嗎？
第二，大家譴責肇事者父親的行動，似乎也忽略了親子關係：如果這個父親和社會大眾同樣的方式譴責兒子，對我來說，會是更令人憂心的情況。我們不會知道父親對這個行為的態度如何，但從Call in的內容來看，我看到的是一個心急，想保護兒子的父親，這時要說爸爸沒向社會大眾道歉是錯的嗎？社會需要形式上的道歉嗎？即便肇事者是一個溺愛下長大的兒子，我想全天下也沒有責任教這個父親怎麼管教小孩。

植物人的生殺大權？

上禮拜去了成大聽了一個有趣的演講，是來自於Duke大學的Walter Sinnott-Armstrong教授，對於植物人的問題的討論。首先，Walter討論到腦死病人與植物人之間的差別，在這邊所說的植物人，是指根據診斷，被判斷是持續四周的植物人狀態(vegetative state)，而被視為持續的植物人狀態(persistent vegetative state)的病人。現在認定一個人的死亡，會是以腦幹死亡做為衡量的標準。植物人與腦死病人有著相當大的區別，植物人有能力維持自己的呼吸，並且也有臉部表情、發出聲音、以及身體的運動。這些現象是腦死病人沒有能力做出的。然而即便如此，植物人還是沒辦法像一般人一樣，做有意義的溝通，使得我們無法了解植物人對於各種不同問題的意願，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植物人是否願意繼續接受治療、延續生命。
在2006年，有一些科學家發表了一篇文章，說明可以透過fMRI觀察到病人的意識(awareness)。透過告知病人想像兩種不同的情況：打網球，和在家閒晃，這兩種不同的想像過程會展現出不同的腦部活動，來觀察病人的意識。這樣一來，醫生與家屬似乎就能夠和病人進行有意義的溝通，能夠詢問病人問題，並且得到回答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對於植物人維持生命的問題，Walter提供了四個情況，在這邊，我主要想討論兩個我比較有印象，也覺得比較有趣的狀況。(其實是因為其他兩個我已經沒什麼印象了)

其中一個情況是，病人表達了不願意繼續維持生命的意願。這個情況之下，我們可以透過不同的問題詢問病人的意願，例如：你是否願意終止治療？你是否願意繼續維持生命？等等。如果從這些問題中，我們可以得到一個一致的答案，說明病人並不願意繼續維持生命，同時這個意願是病人理性的考量之下決定的結果，強迫病人的治療似乎就是不道德的行為。當然我們可以設想，病人在過度憂鬱的情況下，可能會做出不理性的決定，植物人身在一個極端惡劣的環境中，當然會有過度憂鬱的情況。對於這個問題，我們可以說，過度憂鬱的情況是來自於對於一個情況有過度的憂鬱情緒，然而在植物人的情況中，對應於植物人所處的環境，我們可以說他的憂鬱是恰當的，因此也沒有過度憂鬱的問題。因此，似乎我們可以說，如果植物人表達的不願意維持生命的情況，植物人是有權結束自己的生命的。

另一個情況是，病人表達了願意繼續維持生命的意願。在這個情況下，問題會是在於說，設想維持植物人的生命需要龐大的醫療成本，面對到醫院醫療資源短缺的情況下，我們有沒有權力決定將治療植物人的醫療資源救助更多更急迫，同時也更有希望治癒的病人身上？一旦我們這樣決定了，會不會有什麼道德上的問題？或是根據什麼理由，我們應該／不該結束植物人的生命？

在這邊，可能會有一些部分值得思考：
1.病人透過腦部活動回答問題的效力，我們當然可以設想一個情況是，當病人聽到問題，準備要回答問題時，他可能有各式各樣的想法，如果其中一個想法展現的腦狀態像是回答問題的某一個腦狀態，卻不是病人意圖回答的答案，這時似乎會有誤解植物人意願的問題。當然，我想這些足以用來判斷植物人意願的腦狀態可以排除其他的腦狀態，但我們也可以設想一個對打網球完全沒有概念的植物人，是否可以同樣設想和一個網球專家一樣的打網球的腦狀態？或是當他在決定要回答問題的過程中，有了其他的想法，這些想法可能帶來類似回答問題的腦狀態嗎？對於這樣判斷腦狀態的方法，可能會有這些可供質疑之處。

在第二個情況中，當病人願意繼續接受治療而維持生命時，面對醫療短缺，要是拿維持植物人生命的醫療資源，幫助其他更迫切需要這些醫療資源的病人，或是更有機會治癒的病人，會不會是道德上不道德的？我認為這會是一個制度層面的問題，我們可以決定一組制度，判斷這個制度面對到醫療短缺的情況時，可以幫助醫生做出決定。而這組制度會是根據一套概念觀來決定的。如果站在效益主義的立場，我們當然可以很容易的說面對到這樣的情況，我們應該將資源分配給那些更迫切需要，同時也更容易治癒的病人，畢竟將這些資源使用在植物人身上，會比治癒其他的病人來的小。然而當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如果我們將植物人看作是社會當中處境最不利的一群人，維持這些人的最大利益在羅爾斯的概念觀中就會是被要求的，提供給我們一個合理的理由維持植物人的生命，即便面對到更多更急迫需要治療，也更容易治癒的病患。在這邊的問題會是在於，我們如何看待社會當中處境最不利者，是植物人，或是垂死的病患？